题记：

作家尤其是著名作家要做的是，用自己的笔记录时代，阳光下的阴影当然要记当然要写，但不是在这个全国奋力搏命的时候写出来扰乱士气。古时兵法早就说过：合军聚众，务在激气。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

在这个非常时期，更是：国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

与凶恶的新冠病毒的战斗就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战斗，要拼上性命的，百姓的生命、医者的生命，都是活生生被病毒给夺走的。

通读目前能够找到的所有方方日记，个人感觉方方老师日记里琐碎记述的，谁都不敢说完全真实，谁也都不敢说完全不真实，因为方方老师毕竟和我们一样都是呆在家里的，虽然她身处武汉，但她接收的信息也只是来自间接信息渠道，比如方方老师就没有真正双脚踏进医院一线、踏进殡葬实地，因此方方老师的文字也未必和事实就完全一致完全吻合。正如另一位作家评述的那样，方方不可能开启了上帝视角，呆在家里足不出户就能掌握了所有真相、保证自己每个字都是所言非虚的真理化身。

我自己也有好几位处于武汉疫区中心的朋友，现代的通讯手段使我获得武汉信息的快捷应该并不会比方方老师慢多少。

其实究竟是完全真实还是部分真实，这些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个人认为方方老师最大的失误就在于不应该在抗疫最艰难的国难当头时期发布她的日记，这个日记在这个关键时候搞得全世界皆知，让全民对社会“泄气”、对国家“泄气”，就是“夺气”的负能量之举。

老话说“痛定思痛”，所以就算要“批评”、就算要“揭露”，也要等这个国难过了再怎么批评和揭露都可以。好比一个不慎摔成重伤的人，你再从背后重重打他一拳，却说“我打这一拳是为你好，谁让你不小心看路的！”这个人他不小心摔倒有错，三岁小孩都知道，那也等把他抢救过来再来打他吧！

“日记”作为一种偏重于私人化隐私化的文体，作为今后创作重量级纪实作品的第一手参考素材应该更好，说不定能够问鼎诺贝尔也未可知。

改革开放也才几十年，国家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犯一些错误走一些弯路是避免不了的，我们当然要批评要指出要揭露，但是批评揭露也要把握个合适的时间点。

                                                            方方老师，我敬重您，但我不赞同您这个时候公布日记

                                                                                             文/纳兰泽芸

首先，我想解释一下我这个题目。方方老师是一位著名的前辈作家，写过很多优秀的作品，我也很喜欢方方老师的作品，方方老师确实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前辈作家。比如我就非常喜欢方方老师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这部中篇小说，其中的主人公涂自强出生于湖北农村最底层，涂自强的人生悲伤和他的苦涩我可能比很多人更能体会。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出生在安徽皖南一个小村子里的小黄毛丫头，从小捡猪粪打猪草割稻插秧锄草几乎什么农活都会干，除了考学吃上“商品粮”转“城市户口”这一条路我没有任何其他路能够摆脱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中考分数能够上市里面最好的重点高中，但是为了不给家里添经济负担，为了那一点学校补助，为了早点毕业挣钱，我去上了中专，从此再也无缘上大学。虽然后来我自学考试考上了华师大，但那总归不是全日制大学，人生还是有一个遗憾。

上中专时，曾经为了缺少区区两百块钱急用而去卖血，这样看来，我可以算得上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那一类了吧，家庭无权无势无钱。漂泊上海之后，举目无亲，孤身一人，我在饭店端过盘子被顾客呼来喝去过，我挨家挨户推销袜子和冼发水受了无数的白眼和闭门羹……如此这般，我大概应该是最应该指天骂地、怨天尤人、责社会骂国家的人吧！

但是认真想想，个人际遇真的就完全怪国家怪社会吗？自己就不需要承担一点责任和担当吗？当然不可否认，如果国家和社会做得再完善些，那么个人际遇一定会好一些这毋庸置疑。这个话题不属于这里叙述的范围，就此打住，今后有时间另叙。

我只是一个业余写作爱好者，虽然是中国作协会员，但是每当别人叫我“作家”时，我都会脸微微发红，因为我心里一直固执地认为，“作家”这个词是非常神圣而庄严的一个词，要有社会责任感，笔下的文字是能够让自己的读者向上并向善的。鞭挞丑恶和阴暗当然可以，这也是作家的责任，但这个鞭挞要客观要理性要公正，不能人云亦云。最终目的还是为读者或民众或社会贡献正能量。写什么、什么时候写，作为一名写作者，哪怕是业余的，也要掌握一个“度”，而不是罔顾后果。

我只是一个我手写我心的小小业余写作爱好者，我不需要靠写字生活和吃饭，除了发表的一点稿费之外，我多写少写对我没有利害关系，我不需要用我的文字去攻击任何人，更不需要用文字去取悦任何人。所以这篇小文纯属我个人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的一点小感受，不代表任何立场，尤其是政治立场，更没有任何对方方老师的不敬，若不喜请勿批勿喷，或者不喜就勿看。看了同意某些观点就在心里点个头，不同意就当没看过。

                                                                             越是艰难的时候，作家的作品越要给人信心和希望

这段时间看了目前能看到的“方方日记”，总觉得如鲠在喉，有几句话说。但是凡是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个性情非常温和的人，算是个几乎从来不跟他人争这争那的人，虽然有点想说的，但看到这个日记现在被转得热火朝天，这个日记现在就像一个奇怪的“催化剂”一样，引得批评、责备甚至攻击国家的过激语言层出不穷，俨然被架上了“正义圣坛、勇者圣坛”的高度，我人微言轻，生怕说几句自己的感受会被人批、被人杠，生怕被人说“方方是著名作家，你纳兰泽芸算老几？”。所以也就作罢，一句话不说。

但近几日又看了方方老师在日记里反复抱怨武汉疫情控制不力，到今天都不能解封，还要受闷，就觉得实在有点过了。事实摆在那里，武汉甚至整个湖北的确诊人数在大幅下降，出院人数在大幅上升，甚至已有十一座方舱医院都“关门大吉”了，这是全世界人民都看得到的。这个成果来得容易吗？不容易！那是国家制定并实施各种强有力的防控措施的结果，那是成千上万的医护人员在前线拼命的结果、那是许多牺牲的医护人员用生命换来的结果、那是成千上万的各行各业的人们日夜不眠不休坚守的结果、那是全国人民甚至友好的他国人民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无私驰援的结果！

正是因为这样强有力的武汉保卫战，方方老师才能够安安全全地稳如泰山地坐在家里。但是安安全全地坐在家里还要反复抱怨国家对武汉疫情的控制不力是没有道理的！

从方方老师的日记里，我们都知道她闷了还可以去小院里走走蹓达蹓达透透气，就知道她的居住条件比一般的城市百姓要好得多，要知道绝大部分武汉老百姓甚至全国其他城市的老百姓不可能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还有一个小院可以蹓达蹓达活动活动筋骨的，尤其在这种非常时期。

方方老师可能不知道全中国许许多多普通老百姓有多迫不及待想早一天复工挣钱。上有老下有小，尤其是千百万的农民工们，一日不挣钱就一日没收入，情况好的能拿个最基本的保底假期工资，他们也都认认真真在禁足在家里。而每月可以拿着丰足的退休金可以衣食无忧这时候再抱怨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我不是反对方方老师日记，日记里面说到的很多不足也是客观存在。但方方老师不该在这个举国都在拼老命抗疫的时候窝在家里批评这批评那，将负能量散播到全国乃至全世界。我看到过一些外媒信息，里面也是方方日记的内容，说明这些文字不仅在国内到处传播，而且在国外也在传播，而且传播得更厉害更广泛，让那些巴不得中国民不聊生惟恐中国不乱的国外敌对势力说：呶，你看，不是我们说的吧，是他们中国人自己说的吧。

当很多人都在前线拼命的时候，作为一位作家在这种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就算所有人都明白疫情因为拉响警报晚了而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谁都清楚这个过失，但过失已经过失了，要算帐的部分当事人以及政府部门已经被撤了被查了，现在当务之急要做的就是全国奋力搏命抗疫！

疫情下的武汉百姓失去亲人，谁不心疼，谁不伤心，谁没有悲悯心，谁没有正直心！当看到女儿跟着载着妈妈的遗体的车边跑边哭喊“妈妈”的时候，当武昌医院院长的妻子拉着殡葬车撕心裂肺地恸哭的时候，还有许许多多普通百姓被疫魔夺住生命的时候，闻者泪眼朦胧，心沉如石。

但是，越是在这种艰难的时候，越是在这种痛苦无力的时候，作为知识分子尤其是著名知识分子，这个时候需要做的是用自己的作品让全国人民更多一些再多一些跟病毒抗争的勇气和信心，而不是扰乱民心、降低士气、拖国家抗疫后腿。

其他的一些诸如过失与不足之类还是等疫情之战打赢之后再秋后算帐不迟，再说国家也做了惩治措施，相关责任人不都该撤的撤了，该换的换了吗？

这么大的疫情，这么突如其来的疫情，突然几万人要住院，在疫情初期床位来不及应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国家不是也在十天十夜抢造雷神山火神山吗？国家不也在竭尽全力拉网式搜索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吗？又不是国家在躺着睡大觉，任由老百姓等死而不管，毕竟是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这样的突发事件不管发生在哪个国家都不可能立刻做到尽善尽美百分之百毫无瑕疵！

再想想，帝国主义亡中国之心从来不死，就愁着找不到抹黑国家的材料，这下好了，全盘奉上，授人以柄。这更要不得。

                                                                 国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非常时期，不可夺民之气

改革开放也才几十年，国家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犯一些错误走一些弯路是避免不了的，作家尤其是著名作家要做的是，用自己的笔记录时代，阳光下的阴影当然要记当然要写，但不是在这个全国奋力搏命的时候写出来扰乱士气。古时兵法早就说过：合军聚众，务在激气。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

在这个时候，国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

与凶恶的新冠病毒的战斗就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战斗，要拼上性命的，百姓的生命、医者的生命，都是活生生被病毒给夺走的。

这个日记在这个关键时候搞得全世界皆知，就是“夺气”的负能量之举。

难怪有义愤之士提出质疑————“方方女士你每天呆在安全的家里，凭着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搞这些负能量的东西，武汉各行各业的人彻夜不眠地做着各种力所能及的事，您可以说您不是医护人员、不是社区人员、不是警察、不是快递员、不是售货员、不是出租车司机，所以您不需要拼命去保卫这个城市。但那么多不眠不休的志愿者也不是以上这些职业，他们不也在不眠不休地为这个城市做贡献。您年纪大了，您可以什么都不用做，您可以就安全地呆在家里，但请不要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散播负能量，扰乱百姓的民心，降低一线搏命战士的士气，拖抗疫的后腿，拖国家的后腿！就算有负能量，请把那些负能量攒着，等抗疫成功之后，再作为一线资料写一本抗疫报告都不迟，照样有很多人看到！”

有人说方方女士就是当代的鲁迅，用匕首用投枪向丑恶和黑暗挑战。可是只要真有些理智和清醒头脑的人，都会想得到，鲁迅当年掷匕首和投枪的对象和时代背景，和今天的对象和时代背景真的一样吗？

有阳光就有阴影，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国家最近几十年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谁也不能否认，当然期间有阴影，而且有不少是令百姓痛恨或垢病的，比如腐败、比如医疗、比如食品安全、比如环境污染、比如高房价……等等等等，但国家不也在一步步改善吗？比如惩治贪污腐败，丢掉乌纱投进铁窗的贪官也不少，说明国家一直在努力向好的方向奋斗。

国泰才能民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远一点的倭寇、再近一点的八国联军、再近一点的日寇铁蹄、南京大屠杀……这些都是国家弱了百姓就要挨打甚至被杀的血淋淋的教训。

国家有不足，的确是要指出来批评，督促国家变得更好，但不是以这种方式，在这种时候。

我也与文化界朋友们探讨过方方日记为什么会受到众人关注这个问题。

疫情突然爆发，全民禁足，中国尤其是武汉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焦点，疫情本身就是热点话题，而方方老师身处武汉，本人又是著名作家，此时此刻发布与疫区中心点有关的日记，当然会引起大众的注意和好奇。

另外，朋友认为，方方老师日记中的不少批评是从理想化的角度发出的，与实际的战疫情况难以匹配。说实在的，这场战疫，是真正的战役，就全国来说，就武汉来说，社会各种力量可以说都是仓促上阵，边干边想，并没有太多时间能先计划后行动，加之这种病毒是前所未有的新型病毒，连顶尖的专家们对它也认识不足，所以，在战疫过程中国家或地方出现一些过失，真的是能够理解的，应该被以比较宽容的态度来对待的。

全社会对这场疫情的应对，总的来说是非常不错的。看看国外，不少国家因为疫情方寸大乱。所以总体感觉方方日记中，挑毛病挑刺比较多。

朋友是位语文高级教师，他认为以平常人们对日记的理解，日记应该是写在日记本中秘而不宣的东西，是写给自己看的，是非常私人化的东西。别人如果偷看，那叫窥探别人隐私。虽然“日记”这个名词并没有定义说外人不能看，但“日记”这个文体大家约定俗成是一种私人化的东西，甚至是隐私化的东西。很多孩子最反感的就是自己的父母或老师偷看自己的日记，认为这是对自己最大的不尊重和挑衅，虽然可能父母和老师的初衷是好的。甚至很多市面上我们看到的一些名人日记合集，那其实是名人过世之后，家人或朋友将他们的日记公诸于世了，他们在世的时候，也很少看到有人公开出版自己的日记，因为日记原本就是诉说内心的一种方式，如果早就想好了写这篇日记的目的就是要公诸于众，说实话，那写作的初衷就变了，就不算真正的“日记”文体了。另外一些名著也冠以日记之名公开发表，但是那其实是精心构思之后创作出来的，所谓日记，只是一种强调其真实的写作方式而已。

而方方老师的日记，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个人的琐碎日记，这样的日记，个人觉得不应该这样高调发布出来，更不应该在举国共赴国难的特殊时期发布出来。且给人感觉还有那么一些俯瞰社会和民众的优越感和“何不食肉糜”的不对等感在里面。

他还认为，方方老师这个时候把个人日记发布出来，并且大红大紫，引发了无数的评议，这在国难当头的时期，即便走红与否跟作者无关，总是显得不够庄重，容易引起即便不一定正确的质疑。方方老师日记，如果静静地躺在自己的书桌里，作为日后创作凝重深沉的纪实文学作品的参考素材，则更妥当。

当然，方方日记发布出来之后，为什么能如此走红，吸引无数网友的目光，这种阅读现象，还需要国家相关部门为政者在内的所有人加以深入思考和反思。

                                                                                             中国人的信仰并未走远或缺失

这漫长的一个多月，我的内心很沉重，很沉痛，每天都在关注着疫情的变化，同时也为疫情在全国人民的奋力阻击下逐渐向好而欣慰。

这其中，我感受很深的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人内心的家国情怀和家国信仰并未走远，更未消失！

这些年，当社会被横流的物欲侵蚀，有一些国人为了赚钱为了暴利做出了有违道德的事情，社会整体信仰在滑坡。有识之士曾发出感叹和呼吁：国人的信仰已缺失，国人的价值观偏离了轨道！

可是这次疫情中，却让我们看到中国人的信仰、价值观和家国情怀又回来了。

那些为了顾全大局阻止疫情向全国扩散蔓延，服从国家的封城举措，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武汉人民。

明知会有生命危险，却争先恐后报名写请战书上战场的全国四面八方的医护人员。

那些被汗水浸泡苍白皲裂的手、那些剪掉长发甚至剃成的光头、那些七八个小时不吃饭不喝水地从死神手里抢夺生命的勇士、那些裆中的纸尿库、那些半夜累极了靠着就睡着了的身影……

那些以身殉职倒在前线的医护人员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牺牲的人们，其中还有二十来岁的九零后，他们还没来得及成家、有孩子、孝敬父母就倒下了。

那些在火神山雷神山没日没夜奋战的建筑工人，当最后给他们结算工资的时候，他们竟然拒绝了，他们说国家有难，他们为国家做点事是应该的，这钱留着给国家抗灾用。

那些从全国四面八方捐助运来的蔬菜、水果，肉蛋奶以及其他民生物资、医疗物资。

那些为了加快速度让物资早点到达湖北到达武汉，长途路上尽量减少喝水减少上厕所，饿了把车开到服务区路边啃一块面包泡一包方便面就是一顿饭的运输司机。

那些由非洲华侨捐回国的医用物资，静静地在各自的座位上飞回遥远的受灾的祖国，这一个个座位都是它们的主人买了机票让它们飞回去支援祖国的。

……

还有很多很多令人泪湿的感人瞬间。

你能说，这样的中国人没有信仰，这样的中国人没有价值观吗？

你能说，这样的中国没有希望，这样的中国前途黑暗吗？

                                                                        如果没有国家的强力救治和阻止，武汉现在怎样？全国现在怎样？不敢想象

瘟疫从古至今、从中到外造成很多人间惨剧，我们谁都不想看到也不愿意看到。

欧洲中世纪鼠疫（黑死病），从1347至1353年，席卷整个欧洲，夺去了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汉书》中有短短的一句话：“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

就是这场发生于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文学历史。

我们都知道“建安七子”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其中除孔融在建安十三年（208年）55岁时被曹操处死、以及阮瑀在212年47岁英年早逝之外，其余五人都是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这场瘟疫中被突然夺去生命的。最大的陈琳不过五十来岁，最小的刘桢才三十一岁。

曹植的《说疫气》一文对这场瘟疫有着记载：“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处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从公元204年至219年这十五年间，割据混战，百姓流离失所、啼饥号寒，加上瘟疫一次次爆发流行，死亡人口2000多万。

建安二十二年的这场瘟疫，让“建安七子”成为文坛绝唱，七子陨落之后，文坛凋敝，其后很多年才慢慢恢复生机。但如果七子不殒，中国文学的历史也许会改写也未可知。

我们再想想，这五位陨落在瘟疫之中的文坛巨匠当时都算是上流社会的人物，他们的卫生、饮食以及各方面条件比普通老百姓不知要优越多少，连他们都逃离不了瘟疫的魔爪，可想而知普通老百姓是怎样的惨状！

建安七子殒灭之后，文坛凋敝，人们开始刻意逃避现实，向虚幻寻求精神安慰，于是玄学、宗教等意识形态开始兴起。

中国历史上，爆发的瘟疫或疫情，有记载的没记载的都有很多。仅东汉从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是我国历史上的瘟疫频发时期。瘟疫持续了近两百年，灾情持续时间长，传播范围广，程度剧烈，死亡不计其数。

我之所以回顾这些瘟疫历史，是想说瘟疫并不是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它的残酷和惨烈超出人们的情感和心理承受极限。

所以，我们更应该理性地试想一想，如果这次新冠疫情的爆发，中国老百姓正生逢乱世之中或生逢积贫积弱的国家之中，国家完全没有能力去迅速采取各种强力措施阻止瘟疫蔓延，国家也完全没有能力对疫情中心武汉采取强有力的救治和阻击，那么现在武汉会是怎样？全国上下会是样呢？不敢想象吧！

所以，每一个有理性的国人都应该认真、理智、全面地好好想一想，而不是人云亦云，喷天喷地喷国家！

方方老师有一句名言：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那里，就是一座山，而我们偏偏处在一个尘土飞扬的时代之中。

我想说，此次突如其来的残酷新冠瘟疫无论是对于个人、对于国家、甚至对于时代、对于世界来说，都不是轻飘飘的一粒灰，而都是一座沉重的山。

方方老师说，而我们偏偏处在一个尘土飞扬的时代。方方老师忽略了一个事实，没有阳光的天气尘土飞扬是看不见的，只有阳光明亮照耀的时候，才能更清晰地看到阳光里飞舞的灰尘。

                                                                            从“万户萧疏鬼唱歌”到“春风杨柳万千条”，国家救百姓于血吸虫苦海

作为一个从安徽吸血虫肆虐疫区走出来的乡村姑娘，我想说说血吸虫这个流行病给长江流域以及更南部省份的老百姓造成的巨大痛苦和悲伤，后来在国家的大力治理下，血吸虫病疫情才慢慢减轻直至感染者死亡很少。

我们家乡有一个医学机构名称叫“血防站”，就是“血吸虫防治站”的简称，到今天还有，每年为辖区内的老百姓检查血吸虫，如果有感染的，就及时配发药物治疗。

另外就是不定期地在各水域灭杀钉螺。因为钉螺是血吸虫的唯一中间宿主，吸血虫的幼虫尾蚴就寄宿在钉螺体内，一旦遇到人畜，吸血虫尾蚴会在几秒钟内从皮肤进入人体。然后经过血液循环到达人体各个器官，肠、肝、脾、肺等等，甚至到达脑部。

吸血虫晚期病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巨大的肚子，腿像麻杆，臂像芦柴，脸像骷髅，而肚子却像怀胎十月即将临盆的孕妇。那是因为血吸虫造成严重肝脾肿大和肝腹水。

解放前血吸虫病曾遍布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部分省份，解放初，全国有12个省市（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以及上海市），454个县市区，1160万血吸虫病人，60万晚期病人，1亿人暴露于血吸虫的危险中，占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解放前血吸虫病长期威胁着老百姓尤其是农村老百姓的健康和生命。这样一组数据就可以窥得一斑：

浙江嘉兴步云镇 “墙头村”20年间死亡殆尽，仅余一家四口，且其中一人已有腹水。

江苏昆山县1949年前30年内102个村庄灭于血吸虫。扬中县长寿村到1949年90户有26户灭门、72名妇女成为寡妇。宜兴县湖乡宫滨村1952年只剩下28个寡妇，她们的丈夫全死于血吸虫病。

湖南湘阴县民国期间灭于血吸虫的村庄1528个，绝户13018户。

湖北阳新县1929-1949年死于血吸虫的8.13万人，绝户10642家。

江西省丰城县白富乡埂头村，之前本有1000多户人家，到1954年因此病仅剩2人；

安徽省的宁国县和歙县因血吸虫病，出现了“棺材田”“寡妇村”。棺材田的意思就是那些田地里面血吸虫太多，人根本不敢进去耕种，进去就等于进棺材。

“大肚病，害人精，女不生育男怀孕，田野荒草尸骨盖，湖畔芦花哭亡灵，孤儿寡母苦仃伶。”

正像毛主席诗中写的那样：“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真正是万户萧疏鬼唱歌啊！

解放后，国家十分关心血吸虫的防治工作，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的伟大号召。

1951年国家成立了中央血防小组，专门领导血防工作，从此，预防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1953年国务院下文，令各省、市、县都要建立血吸虫病防治机构。

防治血吸虫病，重点在“防”字。因为患病者的数目再多，如果不新增病员，以新中国之力，总有一天能将此病基本治完。但问题是染病者总是在不断增加。一是由于血吸虫孵化的“中间站”是钉螺，而不计其数的钉螺又生于野外特别是有水的地方。二是由于亿万农民又不得不终日在野外劳作土里刨食。所以消灭钉螺便成了血吸虫防治工作能否成功的关键。但南方十几个省市，乡村面积广阔，地貌复杂，要将其每一寸土地都查遍、刨翻，难于登天。

毛主席又提出了那句他多次说过的老话：“要放手发动群众，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于是，在当年的“南中国”，针对不同地貌创造出了结合生产围垦荒洲、堵汊、不围而垦、矮围垦种、筑圩蓄水药浸、开新沟填旧沟、修筑灭螺带、药杀、火烧、火焰喷杀、药物泥糊和机动喷雾器喷药、拖拉机机耕灭螺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大面积杀灭钉螺。

仅以湖南省华容县为例。华容县在湖南省的北部，与湖北省相接，南滨浩淼的洞庭湖。

1958年12月8日至28日，全县出动劳力6346人，耕牛3514头，对洞庭湖堤3华里长的外洲进行了垦荒灭螺。

而在那场全国浩大的灭螺战斗中，还有着无数解放军战士的身影。当年所有驻扎在疫区的部队，几乎无一例外参加了那场灭螺战斗。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我的家乡所在的濒临长江的皖南小村，血吸虫病也非常严重，听老一辈人说，解放前我们村到处都是大肚子病，离我们村十几里路的一个二百多户的村子，因血吸虫病最后只剩下一户一人，这个幸存者是个剃头匠，剃刀匠已无头可剃。

解放后，在国家的积极防治下，血吸虫病人大幅减少。到我童年能记事的八十年代中期，虽然也还是偶尔能看到挺着“大肚子”的血吸虫病晚期患者，但相比之前是大幅改善。

毛主席在《送瘟神》一诗中激动地写道：“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记得小时候每年国家会派血防人员灭钉螺，到每个村子里收集每个村民的粪便样本做化验，这项工作又脏又臭又累，连向来不怕脏不怕臭的农民都捂着鼻子，可是血防工作人员都一丝不苟地完成。后来化验技术改进了，改成了抽手指血化验，就干净多了。

查到感染的血吸虫病患者，轻症国家发药治疗，重症国家免费治疗。

过去的二三十年间，我家里父母、还有哥哥包括我自己都在不同时期查到感染了血吸虫，然后立刻吃药控制并杀灭，全家人都安然无恙。

我母亲是一位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妇女，她曾感慨地说：还是新社会国家好啊，老一辈那些人要是活在现在就不会遭血吸虫害死了。

除了血吸虫病，其它的各类流行病，脑炎、肺炎、伤寒、痢疾、百日咳、麻风病、天花、霍乱、病毒性肝炎等等严重危害老百姓健康的疾病，现在已经基本看不到了。

还有我那已经去世七年的奶奶，去世时93岁。她在世的时候，我最常听她说的一句话就是：“现在的日子还不好过啊，天堂的日子啊！要屋子有屋子住，要饭吃有饭吃，要粥吃有粥吃，要衣穿有衣穿，肚子饱身上暖，得病还有医生瞧。”

老人家从旧社会过来，吃了无数苦，受了无数罪，一辈子生了十三个孩子，其中六个要么病死，要么饿死了。她说每一次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身骨肉在她的面前痛苦地闭上眼睛的时候，她的心就像被刀子绞着挖着，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剩下的七个孩子终于连冻带饿带病险象环生地长大成人了。

奶奶晚年还能拿到一点国家养老金，每次拿养老金，奶奶都高兴得咧着没牙的嘴合不拢嘴。

母亲和奶奶大字不识一个，不懂得什么叫“爱国”，更不懂得什么叫“主义”、“情怀”、“民族”、“大义”、“信仰”、“派系”、“政党”……，但她们就是用朴素的话语说出自己内心最朴素的感觉。

就单单从人均寿命上来看吧。以我工作生活的上海为例，解放初期上海人均寿命是44.39岁，而2018年上海常住户籍人口的平均寿命是83.63岁，其中男性81.25岁，女性86.08岁。与世界上最长寿国家日本当年的84岁平均寿命已经非常接近。

诚然，因为历史原因，国家曾经有过一段痛苦的“十年浩劫”，这个铁的历史事实谁都否认不了。那是一段惨痛的历史。每次当我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仅仅文学界那些不堪忍受而宁为玉碎的名字都让我一次次在心里悲叹：老舍、傅雷、李广田、赵树理、罗广斌、邓拓、海默、闻捷、白辛……

就是我自己的爷爷，当时也被打成右派，折磨得不成人形，与死神擦肩而过。而他仅仅是个当过兵的普通士兵，战争结束后回到小村里带着一家人生活。爷爷的右派身份后来还连累到了孩子们的婚姻。

但是，这已经是历史。虽说历史不能忘却，但是我们记取的目的不是要在历史的泥淖里重复仇恨，记住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知得失、知兴替、知对错，然后避免再重蹈覆辙。

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有惨痛的历史。例如德国，当年对世界尤其是犹太人犯下了滔天大罪。

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曾经满怀痛楚地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残酷的。

听到这句话，人们的内心会情不自禁地颤抖。这种震颤，深至灵魂。诗人和诗歌，代表着一种至美和至善。赞美生活，赞美生命，赞美世界。然而，由奥斯威辛之后，人性的残忍、人性的至恶，毁灭了诗歌所彰显的那个美丽的世界。文明被迫沦陷。

2000年，德国政府成立了“回忆、负责与未来”的专项基金100亿，用以赔偿二战期间被纳粹残害的受害者家属；2005年1月25日，第59届联合国大会举行特别会议，纪念奥斯威辛纳粹集中营解放60周年；2005年1月27日，德国总统克勒向奥斯威辛纳粹集中营的死难者纪念碑鞠躬。30多个国家领导人共同低头为奥斯威辛的冤魂们默哀。

历史的灾难和惨痛需要回忆、铭记，但同样更需要反思、自剖与展望。

八十年过去了，奥斯威辛小镇已经没有集中营，阳光明媚而温暖，白杨叶片婆娑翻飞，草地上，有金色的蝴蝶在翩然起舞。

但愿这个世界上，永远再没有蝴蝶的眼泪。只看得到，蝴蝶金灿灿的微笑，在阳光下闪耀。

                                                               有了车房鸡鸭鱼肉绫罗绸缎，不能丢了仁义礼智信诚意正心修身爱国

我曾经听过前辈作家朋友傅剑仁老师的一些观点和感叹，我深感认同，也感慨颇深。

傅老师是50年代生人，1970年就从军，是一位在老山前线冒过枪林弹雨、钻过猫耳洞、流过血差点把命丢在边陲战场上的老兵。老兵从战场回来，就一头扎进政法战线继续奋战。

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作家，是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傅老师曾在由贾平凹老师创办、由穆涛老师主编的《美文》杂志上开设读史专栏。从《史记》中的著名人物及历史事件出发，以今天的社会发展现实为关照点，以古察今，以古鉴今。从夏商周，及秦及汉，从尧舜禹、秦皇汉祖的功业掌故，到文化贤达布衣百姓的奇人旧事，于大处着眼，在具体处用笔，眼光独到，思路宏阔。

我的鲁迅文学院导师穆涛先生评价他：以心读史，以古鉴今，让人敬重，他从老山前线的战场上回来，肩上还背负着无法卸载的沉重的责任。如今他又从《史记》出发，关照现实，感悟人生，他平实直白，又深刻隽永。他把太史公笔下的大人物、小人物一一排列组合，再一一点画，似乎就是另一张面孔，令人恍然大悟。

我的演讲界前辈蔡朝东老师也是一位老山前线的老兵，他的演讲《理解万岁》曾经打动了千万人的心，一曲《我爱老山兰》让人心潮澎湃：“我爱你呀老山兰，没有奢求生机盎然，只爱自己亲爱的故土，无私无畏装点着边关”。所以当我得知傅老师是一位从老山前线下来的老兵，对他就格外关注。

他曾经说他心中有许多问题疑惑不解。他经历过吃不饱饭、吃不上肉的年月，年轻时跳农门、吃商品粮、拿工资、住公房，是他那时最强烈的愿望，也是全家人寄托在他身上的厚望。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后，人们很快不仅能吃饱了，而且吃上肉了。按说当高兴吧，可是不然，很多人“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我也深有同感。

尤其是近些年，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环境等方方面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人打心眼里感到，赶上了好时代。吃，讲究健康，挑着吃；住，讲究舒适，小房换大房；行，讲究便捷，高铁飞机想走就走；购，不用盘算家底，几乎没有买不起的“大件”。

大款不用说，就是普通公务员、市民、农民中的很多人，也是这样。还有，农民种地不交公粮不交农业税，国家还发补贴；年满六十岁的农民，国家开始发养老补贴，逐年增加；生病就医，国家负担百分之七八十的费用；家庭困难的，国家发低保，等等等等，这些，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不曾发生过、也是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事，如今都梦想成真了，照常理来说人们该感到幸福了吧，可是不，人们的怨气、牢骚、不满似乎更多了，那些怒气、戾气大有“气冲斗牛”之势，很多人张嘴便是国家黑暗一片，国家没救了，国家没有一处好的，老百姓生活得水深火热，民不聊生。

毋庸讳言，中国虽然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因为人口众多，平均水平不尽人意是事实，另外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不科学的问题仍然严重，离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

政府的法律引领、政策引领、示范引领等，也还有很大差距，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严重；各级官员中贪腐的“老虎”“苍蝇”还远没有打尽拍完；贫富差距仍在持续拉大等等。即便如此，国家也不至于黑暗一片，什么也不是吧？国家不也在尽力扶贫攻艰吗？八九亿农民，这么大一个摊子，不是一件小任务，所以得给国家时间去整改，而不是动不动就端起碗来吃大肉，放下筷子就骂娘！

谁都不可否认，我们赶上了好时代！食可粗可精，衣可棉可缎，住可奢可简，行可高铁可飞机，既然如此，为什么会积攒这么多的社会怨气呢？

傅老师认真思考并反思，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改革开放这些年，门窗打开了，新鲜空气进来的同时苍蝇蚊子也进来了，国人两眼就盯着“钱”了，把太多的东西物化了，却丢掉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而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是家国情怀的内核。

反思我们这些年的教育，从小学老师到大学教授，常挂在嘴上的是：“信息就是金钱”“点子就是金钱”“才华就是金钱”“朋友就是金钱”“颜值就是金钱”“时间就是金钱”，全是钱钱钱。把金钱提到至高无上的高度，把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核——家国情怀丢掉了。因而有些人不惜违法、不择手段捞钱，不少当官的把手伸进了国库，伸进了人民的钱袋子。有钱就任性，有钱就发牢骚、骂娘，有钱就为富不仁，有钱就浪费、挥霍、糟蹋，不懂得敬畏，礼崩乐坏，成了社会的一大诟病！还有不少人把大把的钱存在国外，在国内国外来回穿梭，国内赚钱，国外骂娘，把自己的祖国说得狗屁不是一文不值。

当人们的吃、穿、住、行等物质条件不断增长时，精神层面的提升必须同步而行。社会的发展，最终必然聚焦到文化的灿烂上来。因为文化的灿烂，是满足人的灵魂的需要，也是一个国家真正强大的标志。可以这么断定，没有文化的灿烂，就没有国家的强盛；没有文化的灿烂，文明将凋零，国家将衰败。

有了家国情怀，有了精神力量，当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我们船没有日本坚，炮没有日本利，天上没飞机，地上没坦克，水上没战舰，很短时间里，日本鬼子的铁蹄就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当一些人发出“中国亡矣”的悲叹时，中华儿女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向前向前向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用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把日本侵略者拖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最终打得日本鬼子举手投降。

在高举的抗日大旗上，对炎黄子孙最起激励、感召作用的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华儿女奋起反抗的强大精神动力，就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其内核，就是没有国、何谈家的达观！就是保家卫国、宁死不屈的血性！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就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韧劲！

现如今，中专、大专、大学、硕士、博士、博士后等文化人很多，但不容忽视的是，不文明的人也很多，且很多不文明的现象，就发生在这些有文化的人身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很多，但没有教养的人也很多，且很多没道德、没底线、没教养的事，就发生在这些有文化的人身上；掌握高科技的人很多，但网络上五花八门的诈骗犯罪，全是有一定科技含量的文化人干的。为什么文化与文明、教育与教养，没有形成社会的正比效应呢？根本原因是，现在我们实行的文化教育，缺少炎黄祖先倡导的文化内核！

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大道”，即天下；“大道之行”，即天下为公。与之配套的“大学之道”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所聚焦的目标，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个目标是什么呢？是家国情怀，是炎黄子孙各民族共同的理想信念，共同的人生追求。

虽然那时的绝大多数人，其学识才能不可能上升到治国、平天下的层次，但齐家的层次，且把家与国融为一体，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必须上的层次。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成家、不生育、不齐家不可能。而齐家之前的“大学之道”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一个人完整的修养体系，也是一个人文明素养的形成过程。

格物、致知，当与我们今天的文化科学教育是一样的。诚意、正心、修身，则与我们今天的德育教育大不同了。炎黄先贤就如何诚意、正心、修身的论述很多，不仅把这种教育融汇在文化科学教育之中，而且融汇在一个人立身、立行、立言的方方老师面面，小到早晨起来干什么，见父母长辈如何问候，站怎么站，坐怎么坐，吃饭如何拿筷子，如何端碗等，大到如何忧国报国，为国争光，方方面面、点点滴滴都与诚意、正心、修身的要求相吻合。

因为这是家国情怀必备的素养，所以要从一个人的幼年开始，从点滴小事入手，全方位、全天候进行引导。虽然不能说那时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完成了这样的修养，但社会提倡，长辈率先垂范，全社会形成了这样的氛围，久而久之，家国情怀不仅成了人们习惯性的养成，而且在心灵扎根。

值得万分欣慰的是，傅老师忧心的这些国家终于注意到并采取了有力措施，颁布并实施《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指导性文件，工作正在一步步推进。

国家提出，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编写中华文化幼儿读物，开展“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系列教育活动，创作系列绘本、童谣、儿歌、动画等。

修订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等课程教材。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重视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只有这样中国才有了希望，传统的经典才得以继承，中华的复兴就有希望。中华传统文化即是中华民族的精髓沉淀，也是世界文化的明珠与瑰宝，学习发扬发掘中华传统文化，是实现我们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

纵观我国的历史，越是深入了解，越是感慨‘崇洋媚外’的盲目与无知。做好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传承，就是将中华民族的灵魂，生生不息的发扬光大。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尼克松是第37任美国总统，也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先后于1972年和1976年两次访华，他对中国有着十分清晰的判断。他曾在自己的著作中说出了关于中国的四个预言：

第一，中国经济将迅速崛起。

第二，中国将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军事强国。

第三，中国将超过美国。

第四，中国的没落将从遗忘传统文化开始。

尼克松晚年在其著作《不战而胜》中曾公开表示：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传统文化时，美国就能不战而胜。

尼克松虽然是美国人，但他对中国文化非常崇拜，不止一次感慨中国是一所学者们穷其一生都无法毕业的大学，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令人叹为观止，也令美国忌惮。他喜欢研究《孙子兵法》以及儒家著作，他认为年轻人是中国的未来，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如果年轻人不相信中国传统文化，那么美国就会不战而胜了。

他的前三个预言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希望第四个预言永远不会实现。

                                                                                                     我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家国誓不休

近几个月，我接了两个专栏，其中一个是在一本较知名的面向全国中学生的杂志上开设的，这个专栏是一个人物专栏。写两弹一星功臣、写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写各行各业的卓越人物等等，通过这个专栏文章向全国广大的中学生青少年们以及高中生们传递奋发向上的正面力量和深沉质朴的爱国情怀。而且这家中学生杂志的发行量上百万。我觉得这些文章能够影响上百万的青少年中学生甚至高中生，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当时杂志找到我时，虽然工作很忙，但是我一口应承了下来。

在写这些文章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了很多资料，我常常被打动得泪湿衣襟、心潮澎湃。

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于敏、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屠呦呦、黄旭华、南仁东、程开甲、于漪、樊锦诗等等。尤其在写作我的安徽怀宁老乡邓稼先的过程中，忍不住多次拿起纸巾擦拭泪花。

1947年，23岁的邓稼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美国研究生考试，进入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在1950年，年仅26岁的邓稼先就取得了博士学位，被称为“娃娃博士”。

美国许以十分优厚的条件希望他能够留在美国做研究，他的导师也非常欣赏他，希望他留下来。

1949年10月1日，崭新的中国诞生，海外的留学学子们都激动万分，奔走相告。

1950年，邓稼先婉言谢绝了美国优厚的物质与科研条件，与二百多位留学人员一起回到了一穷二白的中国。作为中国人，他们时刻想着要报效自己的国家。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多方面封锁孤立新生的中国。

邓稼先回国的同年，中国决定派兵朝鲜，拉开了抗美援朝的帷幕。此后，中国屡次遭受美国的核讹诈，再加上中苏关系破裂，苏方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拥有原子弹和氢弹两样核武器的美苏更加对中国颐指气使！

毛主席毅然决定：“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勒紧裤腰带也要把两弹搞出来，国家才能自强，人民才能安全，不受核威胁。

1958年的秋天，34岁的邓稼先迎来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他将为了一个重大而绝密的任务隐姓埋名在戈壁荒漠28年，连亲人都不知道他究竟去了哪儿，究竟在做什么！这个时候，他的妻子许鹿希30岁，两个孩子分别4岁、2岁。这一阔别，从青丝到白头。等到妻子再见到丈夫时，妻子已经58岁，孩子再见到爸爸时，大孩子32岁，小孩子30岁了。

当时的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国家能够提供给邓稼先他们的研究硬件设施只有运算速度每秒不到5万次的大型手摇计算机、拉力计算尺和算盘，就是利用这些简陋的计算工具，邓稼先的研究队伍计算出了内爆型原子弹的物理流程。演算用掉的演算纸，可以从地面堆到房顶！

经过中国科研人员奋不顾身地奋战，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完全自主研制的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上空成功爆炸，当巨大的蘑菇云在高空升腾而起的时候，现场所有的科学家都激动地呐喊着，抱头痛哭。邓稼先更是泪流满面。

周总理立即布署：要乘胜前进，一定要在1968年之前进行氢弹爆炸试验！

邓稼先又带领着团队进行氢弹的研制。

当时中国的氢弹研制几乎是一片空白未知领域，科学家们只知道氢弹的释放当量比原子弹大几十倍上百倍。时间紧迫，科研人员没日没夜地在堆积如山的数据中计算。

研制原子弹氢弹，美国人苏联人用的是先进的计算机，而中国当时一穷二白，老百姓都吃不饱肚子，中国科学家只能用自己的脑袋和原始的算盘、计算器。全中国唯一一台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的晶体管电子计算机在上海，科研人员赶赴上海进行集中攻关，此次攻关行动被称为“百日会战”。

但这仅有的一台计算机只能留给氢弹科研人员5%的使用时间，其他绝大部分核数据还是要靠手工演算。他要从数以万计的演算纸以及密密麻麻的演算数据中条分缕析，理清脉络，找到研制氢弹的突破口。

从1965年9月底到12月底，三个多月时间，科研人员在上海日夜苦干，终于找到了突破氢弹研制的技术路径！

终于敲开氢弹研制的技术大门之后，科研人员又赶赴荒凉艰苦的大西北进行核试验。

大西北冬天气温达到零下30度，飞沙走石，喝的是苦碱水，啃的是硬馒头。而且防护条件有限，科学家们在对核辐射没有足够防护的情况下，夜以继日地奋战。

1967年6月17日早晨8时整，由空军飞行员徐克江驾驶的“轰6”战机进入空投区。

一声惊天“雷鸣”之后，一片强烈的耀眼光芒逼得人睁不开眼，接着巨大雄伟的蘑菇云在天地之间耸立、翻滚、奔腾。

极其强烈的光辐射，将引爆点四百米处的钢板铸件烧化；将布放在八公里以内的狗、十公里以内的兔子，当场杀死一半；将七百米处的轻型坦克烧毁，车内动物全部炭化。

威力巨大的冲击波，将距引爆点三公里、重达五十多吨的火车吹出十八米；四公里处的地下仓库被揭去半截；十四公里处的砖房被瞬间吹散。

爆炸当量：330万吨！

新华社当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人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而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中国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

那一天，亿万国人洒泪而歌——中国从此再也不必受于他人威胁和欺侮！中国从此可以扬眉吐气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做核物理实验，最致命的就是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

放射性物质在邓稼先身体里慢慢累积，到1979年的一次核实验终于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979年，在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却没有按预定计划爆炸。故障不排除将非常危险，邓稼先深知危险，但他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查验。在核辐射威胁面前，为了保护其他年轻科学家，他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科学家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随后化验出放射性物质使他肝脏破损，骨髓里也侵入了辐射物。

1985年8月，他被确诊为直肠癌，病情十分严重。

1986年6月，他生命垂危，中央军委做出决定：邓稼先为了研制核武器隐姓埋名一辈子，为国家做出了一辈子的牺牲，不能让他就这样走了。国家决定对他进行解密，公开他的身份！

直到这时，人们才第一次知道了“邓稼先”这个名字，才第一次知道他就是“两弹元勋”，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理论方案的主要设计者和领导者之一！

从1985年7月份住院，一直到1986年7月29日离世，三百多天里他因核辐射和癌病一直疼痛不止，止痛的杜冷丁从每天一针发展到每小时一针，全身大面积溶血性出血。

7月29日，邓稼先依依不舍地永远离开了他深爱的家人、深爱的战友、深爱的核事业、深爱的国家，生命令人惋惜地定格在62岁。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叮咛并肩奋战的科学同仁们：“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第二句话是对妻子许鹿希说：“这辈子愧对你，但我对自己的选择终生无悔。假如生命终结后还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曾说他的偶像就是邓稼先，黄大年说：“看到他，你会知道怎样才能一生无悔！究竟什么才能称之为中国脊梁！”

我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家国誓不休！

                                                                          外国人站在中国的土地上目睹某些国人对国家的言行觉得不能理解

朋友小邱在一家外企工作，有不少外国朋友。这个春节，也有一些在中国工作的外国朋友没有回国留在上海过年。小邱说，她的外国朋友亲眼见证中国以及上海抗击冠状疫情的这场战役之后，感到非常震撼。

他们说中国那么大的国家，十多亿人口，竟然能够做到全国上下团结成一股绳，心往一处齐，劲往一处使，封城、封村、封路，居家不出防感染，人们都积极理解配合。

那些医护人员明知极其危险，还抢着报名去最危险疫情中心，那些志愿者没有一分钱报酬，没日没夜地冒着危险工作，还有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涌向湖北涌向武汉的医疗物资、生活物资。几天几夜就能建成两座高标准的雷神山火神山医院，十几个小时就建成方舱医院，那么巨大的国家，人们生活物资有保障、生活安定、有条不紊，太不可思议了，在目前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做不到！

一开始这些外国朋友的家人还很担心他们在中国的安全，因为疫情暴发后，某些境外媒体出于某种目的将中国的疫情捕风捉影形容得非常可怕。为了让家人放心，他们就每天通过视频告诉家人现在住在公司安排的家里，每天公司都会安排专人来测体温；公司把肉食、蔬菜、水果送过来，后来家人就一点都不担心了，家人相信亲眼所见，觉得他们在中国非常安全。

2月12日在日内瓦举行了新型冠状病毒全球研究与创新论坛，在论坛之后的记者会上，有西方记者不礼貌地向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尖锐地质问：“你为什么多次赞扬中国，这是不是中方的要求？”

谭德塞的回答很“硬核”：“中国赢得赞誉实至名归，我们看到中国采取了扎扎实实的防控行动，减缓了疫情扩散速度，中国采取的从源头上控制疫情的措施令人鼓舞，尽管付出很大代价，但为世界争取了时间……中方行动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在全球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需要事实，而非恐惧，需要团结，而非污名化……事实自己会发声……”

无独有偶，3月5日，世卫组织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玛丽亚•范•科霍夫表示，最让她感动的是中国每个人都清楚自己在疫情中的角色，有着绝对驱动力，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

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中心研究员冈田晴惠曾经在接受采访时打断主持人认为中国应对迟缓的说法，她说：从传染病科学角度说，从发现第一例病人到确认病毒只花了一个月，这已经是非常快速、非常厉害、非常优秀了。

日本东北大学教授押谷仁先生是病毒学专家，曾任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地区非典防治小组协调人，他说：我并不认为此次疫情在初期应对存在太大不得当，换成是我们（日本）估计也将采取同样的应对措施，面对同样的失误。虽然此次新冠病原体与SARS同为冠状病毒，但是传染性和病原性却存在相当大差别，这也使得疫情一下子难以控制。而且与SARS不同，此次轻症患者和无症状的感染者占相当比例，如果潜伏期也能传染，这对于力争封锁疫情扩散这个公共卫生对策而言，十分棘手和致命。

“义愤填膺”的国人们，真的应该冷静下来，听一听传染病专业人士的声音。国内专业人士的声音可以存在怀疑，但国外专业人士的声音我们还是要客观理性地听取。

一位在中国的意大利裔美国人马意骏，他的妻子是中国沈阳人，他自己长期在中国生活，当他看到中国国内一部分并无专业传染病学知识、甚至没有搞清楚具体情况的人就人云亦云地“义愤填膺”，似乎是充满“正义感”地指责、批评甚至攻击自己的国家，他实在看不过眼了，这位外国人忍不住站出来出来说了一番话，让好多国人愣住了。

2月5日，马意骏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不是一场阴谋，这只是一次悲剧。你们知道2009年美国的H1N1猪流感吗，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这场流感最终确诊病例达6000万，当年就导致18449人死亡。实际情况远比这更糟糕，2012年最终统计，死亡接近30万。”

马意骏说：攻击国家故意隐瞒感染人数是不专业的判断，疫情数据本身就很难统计准确。美国H1N1猪流感的数据就被大大低估了，直到三年后才更新。亲爱的中国朋友们，这种病毒突然的大规模爆发，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立即有足够的人力、检测方法、药品或医疗用品和设施能够跟得上。

而关于指责武汉地方官员没有更早反馈信息一事，马意骏说：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希望正义能得到伸张是没有错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对整个国家进行控诉和攻击，世界应该为中国前所未有的、广泛的、积极的反应而喝彩！而我本人所看到的，却是在中国有一帮站着说话完全不腰疼的人，肆意煽动着人们对国家的不满，引发公众一片谴责之声而获得某种存在感。我作为一个外国人，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品读着、亲眼目睹了这令人难以置信一幕！

早在2014年，马意骏就在他出版的一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我既不是中国的鼓吹者，也不是抨击者，我是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客观中立的立场上观察中国。”

对于一个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美国人来说，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言辞恳切、令人动容的话，真不知道那些血管里真正流着中国血喝着中国水吃着中国粮享受着中国福利同时又在大肆抹黑国家、批评国家甚至攻击国家对内挑起民愤、对外授人以柄的人是不是有点汗颜呢？

                                                                                 让内心开满的鲜花消弭丛生杂草

我的家乡就在四大佛教名山九华山附近，因此我一直很喜欢一些禅宗小故事。

有这样一则禅宗故事，说一位禅师带着他的弟子们来到一大片杂草丛生的山坡，禅师问弟子们：“你们说怎样才能永久去除这些杂草？”

弟子们争先恐后地回答，有的说用锄头挖掉，有的说用镰刀割掉，有的说用火烧掉，有的说用手拔掉。禅师微笑着说“你们那些方法都除不干净，而且只是暂时去除，不久又会再长出来。”弟子们问：“那怎么办？”禅师说：“明年你们再来看。”

第二年，弟子们再次来到这片大山坡，发现满山坡都是大片大片的芬芳鲜花，那些杂草都不见了。禅师说：“彻底除掉地里杂草最好办法，就是在地里种满鲜花。”

人的内心就是那一大块山坡地，人内心的正能量就是开放在地里的鲜花，如果缺少了正知正念，内心就会杂草丛心，内心就会晦暗不明。

人生白驹过隙而已，短的一万两万来天，长的也就三万来天，这样宝贵的人生却总是怨天尤人、阴郁晦暗着，岂不可惜！

我的周围，有很多正能量的朋友，他们生活得积极向上，爱国爱家爱岗爱自己。他们的生活里没有灾难、没有痛苦、没有沮丧、没有愤懑吗？当然有！但他们努力地将内心种满鲜花，阴郁的负能量杂草自然就无容身之地而消弭于无形。

倡导正能量，并不代表我们就对生活、社会、国家的矛盾、不足甚至痛苦、灾难等闭目塞听，不是的！我们接纳矛盾、正视不足，然后想办法去改变、去总结，然后在今后尽量避免。

相信没有一个国家不愿意国泰民安、政通人和，相信没有一个国家不希望自己的老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所以，充满正能量，与自己的国家一起前行，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不断进步，让国家国运昌隆，让百姓怡然生活。